这一杯敬为构建美好新世界付出惨痛代价的人们（上） (第5/7页)

甚至娴熟的的掌握了拉瑙卡的土话。很难相信他几年前还只会磕磕巴巴的说“求您”，连一二三四都数不清楚。

    “您看上去心情不太好。”他轻声关怀道，“我可以为您koujiao么？”

    我大惊失措。“你说什么？”

    “您看上去心情不好，我可以为您koujiao么？”他镇静地重复道，“或者别的也行。”

    “天，”我推开施密特，“别这样，是柳芭让你这么做的么？”

    施密特点点头，“她说什么都行，koujiao，手交，插进去也行，我来之前已经洗干净了。”

    我一时语塞，只想一头撞死。

    “这样不好么？”施密特可怜巴巴地凑过来，还住我的脖子，“每次长官心情不好，我都给她口，她心情就会好一点。这是有科学依据的，心理学家都这么说。我很喜欢您，除了长官我最喜欢的就是您了。”

    “有些事儿不是高潮可以解决的，亲爱的。”我一边躲避他的亲吻一边说，“咱们就聊聊天好么？”

    施密特有点委屈，背过身闷闷不乐，“您是觉得我做的不好么？在农场的时候大家明明都很喜欢我的。”没等我做出任何安慰，他就把脸埋进手心，哼哼唧唧的开始抽泣，“长官只给了我这一个任务，我真的好没用。”

    哭了一会儿，他忽然翻过身，满面通红，沾满泪水，认真地问我：“您觉得我英俊么？”

    “什么？”

    “您觉得我英俊么？”圆亮的浅色眼睛和蜜糖色的头发几乎要将我淹没，他的眉毛微微下垂，可怜巴巴的模样让人很是心疼。

    我没有办法，只好抓住他的肩膀，认认真真的端详起施密特来。他也赶快摆好姿势，满脸肃穆的望着我，等待评价。

    施密特个子不算高，生了张小动物似的短圆脸，很不显年纪，身上瘦巴巴，脸却总是rou嘟嘟，白里透红，很讨人喜欢。他鼻子上戴了一副圆框眼镜，眼睛像一对儿玻璃球，总是好奇又疑惑，再加上下唇比上唇要厚一点，那张婴儿肥的脸上于是就透出点乖巧的憨气。他从来都是可爱大于英俊，即便穿着坦克兵制服的施密特也像偷穿父亲衣服的小孩，没有太多潇洒，只让人觉得可笑可怜。如今他穿上了更合适的衣服，亚麻衬衣和条纹毛背心外面披一件黑西装，短裤，长袜，皮鞋，露出生着柔软汗毛的光洁膝盖和半截大腿，再加一顶小毡帽，活像镇上的学生。施密特很喜欢这套行头，认为自己看上去和农场主儿子一样阔绰喜庆。

    尽管胆子不大，施密特却是个天生的乐天派，既来之则安之。他丝毫不回避谈论战争时期的生活，想到什么说什么，莽撞直率。他讲自己想家，想念舒勒，想念母亲，想念一起训练的队友。他讲训练时的趣事儿，讲成为集体一员的快乐，讲迈耶怎么教他抽烟，怎么打领带，说他“就像大家的父亲一样”。战争对他来说被严格的画成了两个部分：一边是有爱的同志情谊和优越的生活环境，一边是残酷的，不愿再经历的屠杀死亡。

    为什么参军？对于这个问题施密特也很坦诚：他最好的朋友们都加入了，他不想落单。“而且我认为自己穿黑制服很帅气。”他说，满脸疑惑的看着我们，不明白为什么女兵们哄堂大笑。

    他是那种容易被疼爱的孩子，好看，但不性感。然而即便是这样的男人在瓦耳塔也会过的生不如死，成为低级快餐式的囚犯。他很幸运，能获得柳鲍芙的垂青，永远单纯，无忧无虑，说到底，这不正是柳鲍芙需要的么？一个目光短浅，容易满足又生机勃勃的宠物抵消孤寂和苦闷。我们都喜欢施密特，他看上去太呆太迟钝，压根弄不清楚战争因何而起，以至于我们无法对他保持愤怒。

    “你很英俊。”我说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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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“真的么，你保证？”

    “我保证。”

    “比马克斯呢？”

    “嗯，我想想，”我在他鼻子上刮了一下，“穆勒还是比你好看，穆勒不会哭的满脸都是鼻涕。”

    施密特破涕为笑。

    “你觉得埃里希英俊么？”

    去柳鲍芙家的路上施密特欲言又止。“今天的事儿.....”

    “我不会跟她说的。”我不假思索的回答。

    “不！”施密特连连摆手，露出有点羞涩又有点狡猾的微笑，您讲罢。您可以帮我跟长官暗示一下。”

    “暗示什么？暗示你是个英俊男人？还是暗示她你需要她说你是个英俊男人？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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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男孩默认了，嘴都快咧到耳朵。我有点无奈也有点羡慕。他让我想起牧师常常教育我们的一句话：对于男人来说，女人的爱只是他的兴趣之一，而对于女人来说，她无法抗拒对男人的爱和拥抱的渴望。我想施密特正渐渐变成这种“人造女人”，可爱也可悲，只能说他要感谢上帝让柳鲍芙专心致志的喜欢一个老实热情的孩子。

    临别时我问他觉得埃里希是不是英俊男人，他偏过头，认真思索：“我不知道。他太傲慢了。也许傲慢让他显得很英俊，也许他太傲慢了所以我没法判断出他到底英俊不英俊。我觉得您应该找个更好的，”他很快扫了一眼我，小声嘀咕：“比如马克西米连，他很关心您的。”

    我装作没有听到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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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我为埃里希带去一束玫瑰－－我所能想象到最温柔的鲜花。卖花的老人告诉我白色代表歉意，红色代表炽热的爱，黄色则代表思念。我挑了一束黄玫瑰，中间夹了一支白玫瑰，为自己的巧思沾沾自喜。

    赫尔佐格告诉我埃里希已经脱离危险，他也没什么能做的，只需静养，剩下的就交给时间。

    病房不小，但因为病人过多也稍显拥挤。行军床依次排开，中间用白布做屏障间隔保护隐私，介意囚犯们没有任何私人物品也不会有人慰问，除了用来挂药和洗漱用品的架子外，室内没有任何多余的摆设，一切都是白茫茫的，只有几团隆起的床单高低起伏，轮廓像他们永远回不去的故乡的雪山。

    整个一区都弥漫着那种医院特有的味道，刺的鼻腔发痛。沉重的呼吸声和偶尔细微的呻吟衬的空气越发安静，好像现在还处于深夜而囚犯都在沉睡。没人说话，大家都乖乖坐在标了自己名字的床上，像刚出生的孩子被放在保育盒里一样，或蜷缩或平躺，呆滞木然，面无表情，偶尔无机制的转动眼球表示没有死透。他们注意到我，或者说，我手中的鲜花。一个褐色卷发的年轻男孩甚至撑起身子，努力想多看一会儿，脖子贪婪的伸得老长，露出被烫伤的锁骨。我轻快的走过一张张绝望茫然，瘦骨嶙峋的脸。我真的变了，那些脸转瞬即逝，在我的心中留不下丁点记忆。我还记得瓦耳塔刚建立时从南方来的第一批俘虏。脏的像煤炭工，衣服有破烂不堪，大多因为长久的行走鞋子破烂不堪，赤脚伤痕累累。他们站在广场上，颓废又疲倦，用一块衬衫布裹住头和脖子御寒，冷的瑟瑟发抖。随着莱勒诺夫两声急促的军哨，他们手忙脚乱的拍成四列，等待我们准备战俘的档案－－－那时瓦耳塔的军官很少，一切都需要亲力亲为。卡扎罗斯男人们一个个走到桌前，摘下帽子和