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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在聂斐然三十年的人生体验里，不说尝遍酸甜苦辣，至少从没有做过任何违法的事。

    他去F国出差，原本的目的是拜访公司新发展的一个经销商。原本三人成行，但最后业务安排调不开，他便一个人挑下大梁，开会后约定他此去主要负责带一些新研发的样品给对方公司，然后是对后续合作形式的初步探讨。

    听上去不难，实际也是，加上对方企业不拘小节，只看硬实力，所以一个人做其实绰绰有余。

    但他没想到，谈判愉快，一切顺利，准备回程的那天下午，当他过海关前，像往常一样将行李和背包塞进传送带后，之后的一系列事情会那么可怕。

    他记得那一刻，闸机两旁红色的提示灯突然亮起，工作人员露出警觉的表情，让他退出去再走一遍。

    正常。

    但当行李被重新过机后。

    不仅提示灯，紧接着，警笛响了起来。

    ＂Don，tmove！＂若干武装严实的警察围过来，cao着口音很重的英文，强迫他抱头蹲下。

    气氛一瞬间紧张起来，压抑到极致，没有问题也会被吓出问题，周围迅速围起了看热闹的人。

    而聂斐然按要求做了以后，一边负责的工作人员掏出海关钥匙开了他的箱子，其余几个则戴上手套开始翻他随身的背包。

    之后，警察牵过来两只缉毒犬，围着他反反复复闻了很多遍。

    被枪指着的五分钟，像过了一小时那么漫长。

    他渐渐慌乱起来。

    工作人员用镊子提出一小袋黑色可疑物，打开以后，谜底揭晓——

    里面是一些锡纸裹着的塑封邮票。

    聂斐然眼前一黑，对这件东西毫无印象，根本不知道是什么时候跑进他包里的。

    警察上前给他戴上了手铐，这种颠覆性的走向令他全身颤抖，但他还试图大声替自己辩解。

    可很明显，此情此景下，旁人眼里，只不过是瘾君子徒劳的挣扎。

    他被先被转移到机场的审讯室，当地的警察有些粗鲁，把他推进去后先锁了门，＂Wait！＂

    于是他手足无措地走到椅子边坐下。

    在昏暗的灯光中等了快要一个世纪，脑子先是木的，缓和以后，他强迫自己逐一回想与排查，为什么那袋东西会出现在自己的包里。

    可不管怎么推，脑子里都没有任何相关记忆。

    他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。

    不知过了多久，一个新面孔进来，带来了机场监控录像，聂斐然看完，立马陷入了恐慌——

    因为机场覆盖的监控根本无法证实他的无罪。

    ＂请问我可以打个电话吗？＂

    聂斐然不知接下去会怎样，但马上想到父母和女儿，他今天提前回去，原本打算今晚落地一起吃晚餐，给家人一个惊喜。

    警察回答得很冷漠，＂很遗憾，您现在是嫌疑人身份，未经批准不可以使用通讯设备。＂

    偏偏遇到这种事，他在国外几年听过不少新闻，预感到自己可能成了替罪羊，但眼下，没有证据是很难证明清白的，他唯一可以期待的就是警察按他的行程进一步排查机场外的监控。

    ——但那是非常耗时间和精力的事，这个国家属于第三世界小国，行政效率非常低下，甚至在他出差期间，市政厅一带还在进行反政府抗议游行。

    他只能尽力从回忆拼凑自己去过的地方提供给审讯人。

    当然，那天晚上他没能如愿。

    审讯的警察大概也看出门路，可怜他，却无能为力，言谈之间，告诉他最近新政府上台，正严打相关罪恶产业链，他这趟算倒霉。

    ＂接下去会怎样？＂他对F国的法律一无所知。

    警察摊开手，耸耸肩。

    因为＂人赃俱获＂，危害当地社会安全，涉嫌跨国犯罪，性质严重，所以聂斐然先被转运到了F国首都市郊的一处拘留所，等待缉私局进一步调查和批捕决定。

    而他去了以后，发现实际情况还要复杂，非常被动。

    首先是牢房，虽然说是拘留所，但实际和监狱看守所在一处，甚至由于F国财政吃紧，似乎一些关押房间也是混用的，总之是聂斐然完全没有经历过的场面。

    和在电视剧里看过的不同，里面连床都没有，墙壁肮脏潮湿，挂着黏糊糊的不明物，大约十五个人分享一个地方，大家只能抱膝而坐，跟外界沟通的只有一扇从外单向打开的小窗口，所以一进去就很闷，好像连空气也不太流通。

    而除此以外，更令人胆寒和绝望的，是他进去以后，发现周围的人之中，有当地人，也有外国人，但不乏真正的瘾君子。

    因为他们现场发病的样子，实在比他中学时在禁毒展上看见的案例照片还要恐怖一万倍。

    第二天，他被叫到代号，短暂地离开那间逼仄的小屋，审讯人员当着他的面拿出装了他所有东西的密封塑胶袋，用一种对待毒贩的粗鲁态度审问他，好像假定中已经确认了他的犯罪事实。

    无力极了。

    因为当地正处于政权更迭阶段，审讯人员透露出的信息显示，负责相关事务的外交工作人员似乎已被召回多时，暂时联系不上对应的部门来认领他。

    加上藏毒与走私原本性质特殊，以F国的法律，并不适用普通条例。

    一来二去，便又给事情的处理增添了一级难度。

    所以后续电话层层转接，好不容易通知到国内的时候，已经是第二天下午。

    前一天没有联系上，聂父聂母有些奇怪，但依照以前聂斐然在海外的经验，偶尔一次，也觉得正常。

    不过，幸好使馆的电话先联系上了聂斐然公司，之后才借他人之口委婉传达，虽然过程依然惊悚，如同惊天霹雳，不过这都是后话了。

    公司那边接到电话后，消息迅速在内部传开，而颜饶一听说后就开始找关系打听，买了机票当晚就飞了过去。

    总部那边知道得稍晚，因为时差，总是要延后了几小时，但第一时间回复，会尽快派人过去协助处理。

    然而不凑巧的是，这个时间，恰逢F国独立纪念日，加上内部一团乱，出于维稳考虑，政府宣布了全域航空管制，普通航次受限制，尤其从K国过去，更是不知要排到猴年马月。

    颜饶有F国十年长签，虽然一路磕磕绊绊，但由于一开始果断，所以最后竟然是最先到，而公司派的人反而还卡在出发地或者途中。

    没办法，死马当活马医，公司两边负责人一直跟他沟通，不过口径一致地让他尽量低调处理，还是怕闹出新